对非功利的偏执幻想可能是东亚“勤劳革命”的一个副作用。人们用“地狱模式”来形容东亚人生活工作的刻苦。对非功利的向往，可能正是为了平衡辛苦工作而产生的意识形态，以便依靠幻想来疏解身心压力。然而这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了扭曲，使得人们不能正确体验生产与劳动。长期来看，会如同英国乡绅文化那样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在当下，其对教育改革的有害影响已经出现，比如传统理工强省上海、浙江高考考生弃考物理现象严重。②参见陆一：《大道至简：高考改革不应使选择高度复杂化》，载《财新》，2018 年第3 期。1980 年代，民间流行的学科信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今天泛滥民间的是各种滥竽充数的国学班、语文班。

欧阳莹之指出，工程师在西方长期被所谓人文“贵族”歧视。她驳斥文化“贵族”加诸工程师头上的“功利”“粗暴”“不近人情”等标签，更是对后现代主义解构文化提出批评，对重文轻理倾向表达了警惕。③可参见〔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吴新忠、闫宏秀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四章，“处在社会中的工程师”。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倾向有其生产关系基础。今日出现的重文轻理趋势背后，是制造业与金融业的生产关系博弈。在西方国家，金融业与制造业失去协调关系，精英热衷于通过金融霸权和伎俩从全世界赚快钱。在当下中国，制造业也已然被很多人视作低端。人们推崇创新，却经常把创新看作可以脱离制造业基础而存在。事关制造的知识被看作灰暗的知识，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品位。这种意识反过来导致资源错配，加重文理区隔，制造业被排挤。

综合以上两大误区可以看到，教育改革需要有人文知识分子和理工知识分子共同参与才能获得平衡。对功利的一概排斥，与对理工教育有意无意的削弱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似乎人文素质教育是非功利化的、高雅的，理工教育则是功利化的、世俗的。功利与否不应该是判断人文精神的标准，这不止是教育问题，而是涉及到根本的现代人生活观问题。

3.挑战有情与有用的伦理观区隔

一位文学教授在其颇有影响的文学史代表作中区分了“有情”与“事功”。“事功”不难理解，而“有情”在其笔下指一种与政治史诗叙事相对，忠于个人内心的抒情传统，是一种被政治事功压抑的现代性。“历史喧哗之后，一切灰飞烟灭，但或有一二‘有情’声音能够萦绕不去，成为一个时代最后的启示？”①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三期（2008 年9 月），第84 页。作者固然暴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有情”与“有用”的关系确实始终缠绕着现代人。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感情作为人类的特征之一，当然是无需置疑的存在。需要被批判反思的，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意义上的“情感结构”。“有情”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要求。这其中既有古代天人合一、感时伤物传统的原因，也有现代政治的原因，例如改革开放前人们对高压政治不满，从而欢迎以人道主义面目出现的“有情”。但今天的“有情”主要源于一种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方式联系的幸福至上主义。对绿色、环保、动保、和平、福利、自我、心灵、快乐教育、休闲生活等等的流行诉求都归属于此。一度刷屏的央视记者街头采访问题“你幸福吗？”可以被看作一种道德律令般的要求。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有用，却在意识形态里避免有用。事功几乎被等同于利益和投机。但恰恰是不灭的事功让“有情”有了物质基础。只是人们往往忘记脚下的基础，漂浮于情怀的楼阁中。

“工业党”要把被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任冲昊（马平）在《工业化时代何谓江南小镇？以苏州为例》一文中提供了一个“颠倒”范例。所谓杏花春雨江南，在一般人文观念中往往和古典、诗意关联。然而建筑系出身的作者通过历史对照和数据说明，苏州的江南美景正是新中国基建带来的结果。过去的苏州没有下水管网工程，没有像样的市政管理，杂乱无章，臭水遍地，一个现代人若真的置身其中会难以忍受。②参见马平：《工业化时代何谓江南小镇？以苏州为例》（2015 年2 月1 日），观察者网，

流行读物中关于西藏雪域高原的幻想是另一个典型。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学者强珂问道：“当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时，可曾想过他们身下的公路是谁修的？”他指出频繁的藏传佛教朝圣行为实际是改革开放后发明出的事物，因为过去贫瘠的道路和物质条件根本无法支撑这种朝圣行动，是新中国艰苦卓绝的修路运动带来了这个现象。③参见强舸：《当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时，可曾想过他们身下的公路是谁修的？》（2017 年7 月11 日），观察者网，

文章来源：《新型工业化》 网址: http://www.xxgyhzz.cn/qikandaodu/2020/1019/5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