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视线从太空转向地球环境，两种观念的分野导致了两种看待紧迫问题的思路。例如在环保问题上，一种是市民阶层的反工业化态度，表现在对化工项目的无差别抗议活动。这种态度往往也以产业升级的面目出现，表现为各地匆忙上马各种华而不实的文化产业园区，以取代传统产业园区。另一种是“工业党”的思路，主张用进一步工业化和科技发展来克服工业化带来的问题。

“工业党”的现实主义态度往往被反对者批评为缺少理想。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丘吉尔认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张维为认为“最不坏”的评价标准不应该专属“西方民主”，还可以用在很多领域，中国发展模式就是当今世界最不坏的发展模式。④参见张维为：《中国模式可能是最不坏的模式》（2009 年9 月23 日），凤凰资讯， ojingyan//0923_8129_.shtml。同样，“工业党”发展观不追求矫饰的美丽，可以称作“最不坏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路线常常被归结为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意义在“工业党”意识里获得了映照，如同工程学的一般方法：确定目标，围绕目标寻找现实手段，而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左或者右的教条。

文化多元主义是今天中产阶级“有情”的一大内涵。《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一文提醒“工业党”不要忽视多元主义合理性。这也是对“工业党”的一个常见批评，但也许弄错了方向。流行于西方的文化多元主义包含合理诉求，在今天已然变成幸福主义生态圈里的一支。恰恰是“工业党”思维能够提醒多元主义忽视了什么关键问题从而导致失败。“工业党”思维拥有主线，多元主义忽视主线。

旧工业时代伴生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因而“工业党”会被误认为偏好一种等级结构而忽视多元。然而科技和经济模式的发展已经革新了层级观念。新经济结构是一种网状多元结构，但又有层级，相关论述很多，这里不做赘述。①可参见〔美〕凯文·凯利：《失控》，东西文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年，第三章第四节“嵌套层级的优点”，第66—67 页。新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党”思维已经超越科层等级思维，成为一种有层级和因势利导的多元思维，是对自然进化论中的多元竞争观念的提升——在多元竞争的基础上，必须把握趋势找到合适的更高层级，而不是任其各自自生自灭。

“情怀党”的多元则是一种并置，一种互不相干的消极多元，正如欧美世界如今成为种族大拼盘，各个族裔各行其是却无法融合，冲突不断，其结果也是一种“单元”——绝对的妥协和“爱”，消灭了人类的动物精神，导致生死攸关时刻的失败。这是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内在矛盾。

当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1917 年，青年毛泽东撰文希望中国人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在和平繁荣时期同样具有意义。若要文明长存，必须要有一点“野蛮”能力，否则就会耽于幸福，死于安乐。有情与有用的关系，庶几类同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

四、一个总结：何为“工业党”意识

行文至此，我尝试给“工业党”意识做一个提炼式的总结，尽管这未必是当下“工业党”群体的普遍意识：其核心是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治理当中的技术和实践过程加以自觉认知，并提升为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构造，凝练为永恒奋斗的意识。

“工业党”意识是贯穿人类历史的务实意识在现代获得的新形式。它面向永恒的生存挑战，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在当代则表现为民族竞争意识和发展突破意识；它反对廉价的道德与情怀，在当代则表现为反对围绕个人日常不断自我循环泛滥的幸福主义意识；它立足实践，在当代则表现为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理性，重视把实践“体验”转化为知识而避免旁观式批判。在方法上，把科技思维和工程实践知识内化为一种人文思维方式，把被遮蔽的“基础设施”重新转化为上层建筑视野的一部分，让文化政治重新植入生产和技术实践的土壤中。

“工业党”意识不止是现代史上工业与反工业力量博弈产生的意识形态后果，还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叙事主义和抒情主义历史张力的当代回响。它以当代世界最具力度的“工业化”为宿主，不自觉地融合了专业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诸多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作为中国崛起背景下中间阶层的奋进意识，不只涉及国族和生存意识，同时还是面对社会主义挫折经验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自我调整，从而具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匹配的意识形态特征。

文章来源：《新型工业化》 网址: http://www.xxgyhzz.cn/qikandaodu/2020/1019/5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