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文化的主体性自觉

中国不缺工业化问题讨论，但“工业党”这个概念具备强烈的“主体性”气息，事关“做什么样的新人”这个重大文化政治问题。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几乎任何学科讨论都会涉及相关的人格讨论，如西方经济学强调所谓“经济理性人”，法学热衷强调“法律人”，更不用说“文学是人学”成为文学专业的流行观念。它们通过塑造主体人格来张扬各自的文化旗帜。理工学科原有“科学人”的概念，然而有关工业的讨论往往和人格无关。在诸多工业化相关研究里，工业只是一串串数字和面面俱到的报告，没有生气和人格精神。

在2017 年1 月工信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出现了几个事关人格的说法：“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加强产业工人的职业精神培育”。

“企业家精神”兴起于市场经济时代，但其描述对象限于企业上层，关注点偏向财富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强调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塑造了工人主人翁意识，偏向底层，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对弱化。在今天被传媒舆论更多提起的是工匠精神，但偏向于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例如2016 年关于日本马桶盖的舆论，体现出中国中产阶级对精致消费品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的满足寄托于工匠精神①可参见严鹏：《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第九章第三节《喧嚣与骚动：马桶盖的奇幻漂流》，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年。）。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文件进一步提出了“大国工匠”概念，其大国意识与中产的工匠需求拉开了距离。

“工业党”介于企业家和工人（工匠）之间。现实中的“工业党”分子多属社会中间阶层，②根据“工业党”小说代表作《临高启明》的读者组织的问卷调查统计，《临高启明》读者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92.13%。目前生活于一线城市的占43.7%，二三线城市的占43.02%。读者中正在上学的比例占36.6%，已经参加工作的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10.57%），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7.26%），制造业（占 6.38%）。家庭年收入在10 万以下的占 33.35%，10 万—100 万的占63.57%，100 万以上的占3.08%。参见知乎网：“如何看待澳宋第一次人口普查（《临高启明》读者情况调查）的调查结果？”（2017 年11 月30 日）。转引自李强：《“集体智慧”的多重变奏——由〈临高启明〉看网文生产机制与意识形态之关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 年第2 期。根据《临高启明》小说自身对于“工业党”主人公们的描述，这是一群各行各业身怀专业技能却不甚得志的年轻人。相比“中产”，用“基层骨干”描述他们的层级更合适。“工业党”意识作为一种新时代“基层骨干”的奋进意识，一边填补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一边婉转回应着工人当家做主遇挫的历史。它固然从工业文化里汲取养料，但是超越工业文化层面，渗透到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

作为被“工业党”定义的对立面，很少有人会自称“情怀党”，但有很多自我指涉的近义词广泛流通，比如“小清新”“小而美”“小确幸”（微小而确定的幸福）等等，甚至可以包括整个1980 年代流行的“诗人”概念。“工业党/ 情怀党”这对看似戏谑的网络亚文化概念背后，蕴含人类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描述历史，隐隐展现两条相辅相成的人文脉络。我们很容易在各个领域观察到近似的对立范畴，如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文学领域的“叙事传统/ 抒情传统”，甚至可以上溯到中国秦汉时期开始的儒法斗争。

当代“工业党”和“情怀党”的矛盾可以通过一个戏剧性的新闻来体现：一位上海白领厌倦了都市索然无味的生活，要去寻找桃花源隐居，但是要求有水有电有网线。③《37 岁白领裸辞寻找隐居地 要求有水电能上网》（2013 年3 月11 日），新闻晨报， 年8 月9 日），观察者网，

“工业党”思维立足于技术文化和工程文化。技术和工程都是生产方式的基础部件。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建筑学的比喻来描述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就是耳熟能详的“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比喻。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但往往是意识形态式的虚假反映，用以维护和掩盖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工业党”思维方法的最重要特质在于，它具有一种拆解上层与地基之间隔断的能力，从上层透视技术基础，把融于实践而并不彰显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内化为思维素养，成为主体性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新型工业化》 网址: http://www.xxgyhzz.cn/qikandaodu/2020/1019/5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