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当代“工业党”的主体性正是在他们眼中的对手“情怀党”的蹙逼下产生的。

二、现代情怀的扩张

虽然“情怀党”被“工业党”作为贬义词，但“情怀”并非像物理学名词“以太”一样可以被验证为虚假事物然后一笔勾销，而是构成“现代”的基本成分。把“情怀”这个词讲清楚并报以理解非常重要。部分“工业党”人士认为，醉心于怀旧、乡愁的“情怀”文化来自农业生产方式（王小东、马前卒、严鹏），有其道理，却忽视了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复杂运作的结果，内在于现代生活，远非“农业社会情怀”可以归纳。

现代性一般被认为发端自西方，现代情怀亦如此。“情怀”这个中文词汇没有合适的英文对应词汇，同时包含了feeling 和ideal 的意味，是情感、理想、执念和一种自我审美态度的交织，泛指一种想象层面的自我主张和提升，一种超越现实维度的“心灵”取向。最重要的意涵在于对某一对象包含着一份不舍的责任，如家国情怀、阶级情怀等表述所体现的那样。情怀是构造“新人”的重要元素，其所指经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后冷战时代的变迁。限于篇幅，梳理这个变迁将由另文完成，本文仅简要言之如下——

工业化被看作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②例如，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即持此观点。〔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无法离开现代思想文化和情感的土壤存在。在西方世界，启蒙主义时代产生了对于客观知识和个人情感的推崇态度和新的认识方法。启蒙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世界的中心，在认识论上反对从先验真理出发进行演绎的神学思维逻辑，倡导还原手段，从基本现象、事实着手，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和提炼“真理”，③参见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年。这也为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准备了方法。

个人既然要摆脱宗教和封建秩序，就需要以“自我”为凭借站立于世。这引发两个方向的“自我”建设，一个是韦伯、吉登斯等所谓的“理性化”，强调计算、精确、效率等等，一个是查尔斯·泰勒所谓的发掘深度内在的自我观念，凭借独白、反思等形式来创造内心世界。深度的个人内心——换一个词——现代情怀，由此产生。从卢梭的《忏悔录》到亚米契斯的《情感教育》，从德国浪漫主义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①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文化领域的革命性作品无不可理解成一种情怀身份的建构。理性化与情感化，恰对应着工业意识与情怀。

霍布斯鲍姆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发生了政治与经济的双元革命。那么在个人领域，也发生了知识和情感的双元精神革命。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权力）”，是“启蒙”的典型观念。同样，情感也是力量。二者互相生成，构造现代人精神主体，让他们带着知识和情怀去开拓世界。在一些研究者笔下，这种构造被直接称作“工业启蒙”，②“工业启蒙”概念由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提出，参见严鹏：《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竞争》，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第9 页。例如韦伯从新教伦理角度想象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个人工作精神，是为讨论工业启蒙的典型。

然而构建新情怀不止是资产阶级新人的任务。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扩张带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剥削压迫、殖民冲突等问题。受到冲击的不同势力和阶层，从旧贵族到工人平民都试图反抗，文化与情感排斥最为直接。旧势力需要披上新礼服，受害者等待新的救世启示，由此诞生出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面向的反制思想，并形成各自的“情怀模式”，彼此复杂纠缠。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划分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资产阶级现代性，与理性、科学、效率、精确、功利关联，另一种是美学现代性，以浪漫派为代表，以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性为宗旨，与主观、绵延的自我、颓废、反叛、无政府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密不可分。③〔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48 页。第一种现代性来源于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当中显然包含了工业需要的人格品质；第二种现代性直指当代小布尔乔亚情怀。二者看似你死我活，却互相激发。马丁·威纳同样指出，这是“中产阶级两副面孔间的文化竞争”。④〔美〕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王章辉、吴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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