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是生长于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只有先读懂它的“中国特色”，才能理解好这一政党制度。“中国特色”是指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又结合中国国情，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在构建过程中通过民主协商实践的检验和吸取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身。

一、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与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其他民主政党进行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强调合作时，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独立性和领导权。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后都要保持同其他政党的联系，团结它们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建设贡献力量。新型政党制度既体现了这些思想，又充分考虑了国内实际，是一个区别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例如，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团结民主党派作为一条坚定不移的方针，力求与有合作意愿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道商量问题、开展工作。但在团结同盟者工作上，毛泽东就非劳动者同盟者和工农劳动者联盟提供了不同的策略及原则，提出党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对该方针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十六字”方针正式确立。“十六字方针”不仅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也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长期坚实的思想基础。新型政党制度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诠释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和持久性。

二、以特有的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为文化根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政治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文化根植于传统的政治文化，并从中汲取思想养分和文化硕果。“天下为公，社会大同”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佳的社会状态和最高的政治追求，从春秋战国到近现代，中国人始终为之不懈努力。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下”为万民共有，因而衍生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这也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中华儿女奋起斗争的精神动力。《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蕴藏的丰富政治智慧和为政之道，时至今日仍有巨大能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独有、独到的民主形式，其根源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等传统政治文化。新型政党制度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倡导不同阶层和群体有序参与，尊重不同利益诉求，特别是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吸引和团结，以与时俱进的态度促进民主政治可持续发展；不断推动工作机制完善，搭建多种平台，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条件，最大程度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兼顾了社会不同阶层多方面的具体利益，以最大公约数画最大同心圆。

三、充分吸收民主协商实践检验作用的特有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党合作、民主协商一起建立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就是一种崭新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成为执政党后，民主协商这一优秀传统贯彻进政权建设和治国理政当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新政协”，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及运转在一定程度上践行着“政治协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重视、欢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党外人士在国家政权中发挥参政党作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2015年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此外，党中央就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建设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要把团结培养党外代表人士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方面，形成党治国理政的政治优势，为加强政治领域的协商、发扬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提供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长期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的政党理论，不仅结合了中国国情，还经过检验证明了其正确性。可以说，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吸收了民主协商实践的检验作用，既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又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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