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经济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教育人力资本与绿色经济

教育人力资本对绿色经济的影响作用首先体现在技术创新方面。众所周知，人类发展至今已先后经历了蒸汽、电气与信息化三次完整的工业革命，目前正在经历以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纵观人类发展的各个进程，“人”这一要素资源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所有社会活动都以劳动投入为基础，人力资本的开发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世界各国各地区正在积极探寻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环境破坏的生产方式，而众多具有开创性的清洁能源、环保技术也都建立在人力资本开发的基础之上。教育人力资本通过改变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与生产理念，极大地推动了各类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为绿色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也为绿色经济的增长积累了原始动力，更为弥补社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带来了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教育人力资本的绿色收益还表现在效率提升方面。伴随技术革命而来的是生产效率的质性飞跃，尤其是资源利用效率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集约化趋势，而效率提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资源消耗量的相对下降，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讲即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成本降低了，人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这一过程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加，还意味着单位产出造成的环境损失的下降，这也为绿色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二）产业结构变迁与绿色经济

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这也意味着在不同地区与时期，产业结构变迁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与产业高级化过程。工业化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从产业与就业结构来看，即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大与就业人口的增长，这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对于绿色经济的发展而言，工业化过程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工业化的推进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另一方面，工业化也是资源开发不断加深的过程，必然会对原有自然生态造成更大的破坏，而经济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损失又会抑制绿色经济的增长。正如符淼、黄灼明（2008）所指出的，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存在拐点特征，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而工业化过程所催生的经济收益与技术创新又有助于缓解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尤其是工业体系的绿色化与低碳化，也为产业调整与绿色可持续的协同性提供了新的路径（史丹，2018）。

新常态下的产业高级化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尤其是第三产业地位的上升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通常情况下，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劳动吸引力，依托知识与技术要素的发展优势，第三产业经济地位的相对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业部门的资源消耗。但是，在市场需求的约束下，产业高级化的绿色效应也是相对有限的，尤其在具备资源优势的地区盲目推进产业高级化可能会加剧就业与经济结构的失衡，反而导致绿色收益下降。例如，何德旭和姚战琪（2008）认为，我国第三产业长期处于高位投入水平，但是产出效率仍不及第二产业，原因在于，第三产业的过快普及导致行业发展的粗放化特征明显，反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效率损失问题。史丹（2018）也提到，服务需求的过度膨胀可能会加快资源的消耗速度，在短期内加剧环境污染问题。可见，产业变迁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风险又会以经济产出的形式外显，这也就意味着产业调整与绿色经济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间关系可能在不同的产业发展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三）教育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绿色经济

从市场均衡角度来讲，教育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与促进的关系，而两者的相对均衡又是绿色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过渡的发展使命，究其根本，即社会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让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的配置更加符合新的产业构成方式，进而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需求。从这一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在教育人力资本与绿色经济之间扮演着调节器的角色，也是优化人力资本供给规模与质量的风向标，决定着人力资本的绿色收益前沿面。具体而言，产业结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而教育人力资本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受到市场环境的制约。当教育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不匹配时，人才短缺、相对过剩等问题就会伴随出现，其结果直接表现为效率降低与资源浪费，从而加剧环境破坏，造成绿色效率损失。反之，两者高度匹配时，生产效率符合最大化效益原则，单位产出所带来的环境损失较低，也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收益的双赢。

文章来源：《新型工业化》 网址: http://www.xxgyhzz.cn/qikandaodu/2021/0220/7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