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 总量更是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进入新常态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下行的趋势逐渐凸显，产业结构也面临着优化转型的需求，尤其在长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可持续经济与生态经济等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在产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成为推动产业优化与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教育人力资本的绿色经济效益也受到人们重视。然而，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地域特殊性，产业优化的表现形式也并不相同，这就导致市场对教育人力资本的依赖存在区域差异，进而影响其绿色效益。因此，在讨论教育人力资本与绿色经济的关系时需要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地域特征加以考虑，从而客观呈现教育人力资本的绿色效应。

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在1989 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这是继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以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绿色经济的发展除了关注经济总量的增加外，更加注重如何降低社会生产过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企业的技术革新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理念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升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与技能水平对绿色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进入新常态，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趋势更加明显，诱发了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导致人力资本对绿色经济的影响作用呈现出时空分异的现象。关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绿色经济的关系备受关注，“人口红利”“结构红利”等一系列经济增长假说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但是学术界对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三者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定论。部分研究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在绿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例如，杨文举（2015）的研究提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资源开发、劳动投入存在紧密关联，人力资本积累是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张复明（2011）从人才结构与研发水平两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工业部门的绿色创新。陈然等人（2019）从绿色收益的视角指出，教育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在于促进产业优化与观念转变两个方面，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绿色经济的增长。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我国产业调整所形成的结构红利，而绿色经济的发展又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聂玉立和温湖炜（2015）的研究指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产业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林晓等人（2017）的研究中，产业升级表现出较强的绿色经济效应，并且在空间地理层面存在正向溢出性。孙瑾等人（2014）在研究中强调了第三产业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不过也提到第三产业的绿色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面临着“污染避难所”的现实困境。从上述研究来看，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范建双等人（2017）的研究也指出，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经济的发展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其影响作用分别表现在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两方面。Haraguchi et al.（2019）的研究对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内在关联给予了支持，他们认为教育是推动工业化成果得以延续的必要因素。应瑞瑶和周力（2009）从空间地理发展的视角指出，东部工业基础条件优越，高水平的产业结构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市场基础，人力资本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也更加突出；而西部处在资源开发阶段，人力资本对工业部门技术革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由此可见，教育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绿色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以往研究侧重对教育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两两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而产业结构在教育人力资本与绿色经济关系间的第三方效应仍然有待探索。本文拟在门槛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变迁背景下教育人力资本对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经验证据。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两点：第一，利用Hansen 提出的门槛模型检验思路，打破固有的线性分析思维，从产业变迁视角为人力资本与绿色经济的关系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为研究两者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一个可行视角；第二，从工业化与产业高级化两个层面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绿色经济影响的门槛特征，为处于不同产业水平的地区提供一个调整人力资本结构的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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