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并正式将“绿色化”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由此,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从“四化”同步上升为“五化”协同,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协同发展。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四化”同步到2015年的“五化”协同,最为显著的改变是绿色化发展理念的加入[1]。绿色化发展是在传统发展模式上的一种创新,是将环境保护彻底融入各项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论述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是对促进当前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深刻阐述。与西方以工业化为主导,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依次发展的情况不同,中国的“五化”需在较短时间内协同发展极具挑战,却也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家治理转型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 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都对“五化”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早期许多国外学者认为工业化会引起环境污染和疾病威胁,苏联、尼日利亚、日本等国家“卓越”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背后是城市环境极度破坏,工业废水、烟雾、废物等极大影响着人们的健康[2]。20世纪中期,美国率先开启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启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是其他“三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推进生产力改革、加快产业转型,广泛应用于医学、建筑、教育等各行各业[3],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Kraemer等[4]通过分析1984—1990年亚太地区12个国家信息技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信息投资中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也持续升高。相对而言,西方绿色化的开启时间晚于其他几“化”,当人类过度使用环境去实现经济增长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开始层出不穷[5],自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政府开始投入数十亿美元来治理环境,但收效甚微[6]。Inglehart[7]曾通过调查43个国家人民对于环境问题的看法,发现工业化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环境都已得到大幅改善,但是处于早期工业化的国家环境质量大都很糟糕,因为民众更愿意牺牲环境而换取经济效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侧重于研究一“化”或两“化”间的作用机制、机理格局、演变过程等方面,多是从工业化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人口集聚、经济聚集等社会细部窥探各“化”之间发展的关系演进。

在中国,自1945年毛泽东首次提出工业化道路至2015年党中央提出“五化”协同,其发展理念是在“三化同步”“四化同步”基础上逐步完善而成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耦合度整体上较低,且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较大[8]。尽管取得了喜人成绩,但人们发现仅仅依靠超前的工业化、过度的城镇化,而没有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9],且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省市“三化”都呈现脱节现象,“三化”的融合水平还不够高[10]。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三化”基础上新增“信息化”,正式提出“四化”同步的发展道路,为中国经济更稳更好更快发展打下基础。众多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各区域“四化”协调的特征,结果发现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且多数区域的协调度并不高,或多或少存在“一化”或“几化”的滞后状态[11]。总体上,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信息化融合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程度及其推动作用的地区差异明显[12]。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其中“绿色化”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治理现代化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总的来看,概念上,我国“五化”相关文献中存有“五化”协同、“五化”协调和“五化”同步[13-14]等多种表述;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五化”间的联系、“五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五化”影响机制探讨等方面;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多采用综合指数法、VAR模型、DEA动态效率+HR模型、耦合度模型等进行评价;研究对象上,多是在国家、城市群和区域尺度等宏观层面的分析为主。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高城镇化率地区、农业强省和东北对外开放的主要门户,对于振兴东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辽宁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五化”协同发展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协同度模型评价2000—2017年辽宁省“五化”协同发展水平,在评价其发展状态的同时找出不足。

文章来源：《新型工业化》 网址: http://www.xxgyhzz.cn/qikandaodu/2021/0708/10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