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的系统与宿命

“封闭”的空间与个体、“封闭”的信仰以及生存规则，构成了烙有格斯拉个性印记的“封闭”系统，它固若金汤。这个系统的挂牌名就是对品质卓绝的传统手工的恪守，而其核心动力则是借由制鞋品质实现的生命的重量与信仰的高度。但是，这个系统最致命的弱点恰恰是其根基——市场。不管这个系统多么漠视、藐视市场的纯物质化供求，事实是——只有市场买账，有了足够利润，这个系统才能维持下去。

理想不设上限，但现实却有下限。

野心勃勃、唯利是图的工业化大潮显然不会展示怜悯。赤裸裸的“生意”标准下产出的鞋子，迅速抢占了格斯拉的市场，动摇了支撑其梦想堡垒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我们看清楚了格斯拉面临的这场浩劫的真相：店铺被更雄厚的资产占领，“封闭”的空间被打破；工业化流水线大行其道，“封闭”的个体沦陷；工厂花样迭出地迎合消费市场，“封闭”的信仰以及生存规则也被颠覆——格斯拉的“封闭”系统已经全面坍塌了，他的生命与信仰，当然也化为乌有。

如此，我们方能明白格斯拉真正的死因。按照他拥有的现实条件，他拥有太多活下去、甚至活得比以前更好的可能：缩减成本，注重营销；寻找上家，凭借过硬的制鞋功底与“大公司”合作；把传统手工包装成奢侈品级别的卖点……但所有的可能，都是“生意”维度上的苟且，对于倔强的格斯拉来说绝无可能。耗到最后，当生命破碎、信仰飘零，自己该何去何从？行尸走肉，无异于死。

格斯拉预见了自己的趋势，最后的岁月里他誓不妥协，永不苟且，依然以手工业的品质捍卫生命最后的尊严。换言之，他并不是被逼无奈地“饿死”的，而是有意为之、誓保尊严的“自戕”！相比于前者的惨烈，后者则是一种壮烈抉择，是同样具有仪式感的“殉道”——格斯拉最后主动选择成为了一个“殉道者”，这是属于他的“封闭”宿命。

因而，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格斯拉之死并不仅仅是一幕个人悲剧，而是代表了一个将情怀渗入手艺、手艺号召市场的时代的逝去，代表了一种朴素而又精致、执着而又自我的生存方式的谢幕。

高尔斯华绥的批判视野是宏大深远的，工业化进程毕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不会以格斯拉之死来控诉文明的沦落、历史的倒退。他是以惋惜而又客观的笔法，呈现了历史发展中必然遭遇的文明阵痛，而他本人以祭奠的方式保持了价值观上的中立。格斯拉之死正是这种文明阵痛的典型，唯其纯粹与真挚，唯其永不再现，才格外令人缅怀。

附：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他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却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是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岁那年，我够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工艺。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子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瘦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候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 “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哥哥了。

文章来源：《新型工业化》 网址: http://www.xxgyhzz.cn/qikandaodu/2021/0111/6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