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外来艺术产业，国民电影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电影。他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民国概念理论的延伸。民国电影的概念认定与历史建构，是以对中华民国以及历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国史、民国文化以及中国早期电影进行研究，并与中国电影通史作对比，经过持续的探讨和再三的对照，方可使民国电影的概念认定与历史建构获得对应的合法性，才能发挥出料想的有用性。民国电影的概念认定与历史建构不仅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民国电影史，也能为我国电影的发展带来契机。

一、存在于中华民国史和民国文化中的国民电影

时至今日，海内外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功，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很好地推进了民国文化、文学以及民国电影的发展研究。对存在于中华民国史和民国文化中的国民电影进行研究，也由此拥有了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前景。

中华民国是剥削制度存在的最后一个时期，它的被推翻也是新中国的开始，因此对中华民国的历史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海内外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逐步开展了新的局面，并且对历史写作与历史观等方面采取了各种探索与尝试。既重视中华民国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范畴的历史头绪，还将中华民国史归纳到世界历史的结构中，同时也纳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版图中。并与民国理论思想、教育文化、重点艺术文学等范畴的对比下，丰富了中华民国史的内在底蕴，且通过“现代性”史观的方法着重论述中华民国史范畴。电影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品种，从民初起已有一百多家电影公司，这种新兴的大众文化，为探索“现代性”史观的民国电影打造了相当稳固的基础。由此可见，以民国文学的研究和探索民国文学史的理论为起点，超越文学自身的限制，将激发出民国电影史和民国电影研究的特殊潜能

二、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与民国电影的对比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电影与民国电影中存在的各种不同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当前的中国早期电影研究关键是在历史研究尤其是民国史研究的推动下开展的。在研究电影史的过程中展现出相当显著的考据认知与史料需求，且出现大批具有实力、专心致志的青年学者。对于没有宏伟目标内容空洞还有缺陷的中国电影史学而言，这是让人满意的结果。不过，问题还是存在。时至今日，中国早期电影相关的历史经过既缺少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跃动，还没有取得相对应的理论话语与史学结构。更加首要的是，随着考据认知和史料认知的深化，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中展现了以考据和史料沉溺于考据和史料中无法自拔的形态，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主要脉络和民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早期电影向民国电影的学术面向上过渡的过程，即使当前已具备一定的研究，也都缺少最基本的概念认定、观念的辩论分析、理论的阐释发表和历史组织构建；不管对“民国机制与视野”或是对“民国史的视觉角度”，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与民国电影都处于绝对缄默的观察状况。

三、新型的民国电影史

电影史并不是文学史也不是其他史实，民国电影史也需在民国史与民国文学史的作用的引导下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一种新型的民国电影史，既有可能带来转型的机遇，又有可能用创新的历史论述和民国史与民国文学史进行交流，并在多种格局中发展为更加深厚的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新型的民国电影史，关键是定位自身。而现今的民国各方面的内在底蕴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其建构性特点既为有关叙述增加了难度，也为民国电影史的研究带来了契机。民国电影是“民国”话语中的主要组成元素，为“民国”话语的产生给予了可贵的参照与启发。

从不断地定位“民国”话语的历程中对民国电影的概念进行认定，也是为新型民国电影史的产生与发展奠定基础。新型的民国电影史必须重视民国电影和民国历史的复杂性等，凭借对电影生态环境实行还原，使历史现场能够得以回归，这样才能发挥出民国电影所具有的多重张力特性，也能探寻到理论和历史的不断创新。从电影的生产传播、管理政策等多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窥察，借以发现民国电影的多种不同面貌，在产业竞争和国际贸易等层面着手分析，可以了解民国电影生存所具有的智慧，从不同地域的电影互动，在特殊的形式中再现民国电影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政治等等可行道路，都能成为建设新型民国史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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